潘家华：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发展转型

       工业革命以来，以技术引领、效用为先、财富积累、改造并征服自然为特征的工业文明迅速统治世界，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资源枯竭、生态退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威胁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实现工业文明转型、谋求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追求。

　　西方学界从不同侧面对工业文明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穆尔就指出，“美丽自然的幽静和博大是思想和信念的摇篮”，有其自然的价值，不能破坏。因而社会形态应该是一种“静态经济”，即人口数量、经济总量和规模、自然环境均保持基本稳定。英国哲学家罗素甚至认为，工业文明与人性背道而驰。进入20世纪60年代，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迫使人们考虑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边界问题。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宇宙飞船经济”，生态经济学家戴利论证了保持人口与能源和物质消费在一个稳定或有限波动水平的“稳态经济”。但是，这些理论要么过于偏颇，要么脱离实际，要么存在方法论困境，因而都无法实现，更难以指导实践。所以，时至今日，西方工业文明的根本性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理论、方法和实践依然面临诸多困惑和困境。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可望对工业文明转型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发展难题作出科学解答。最近30多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但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加剧，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上限。在这一背景下，东方哲学“天人合一”的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认知，习近平同志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构成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指导，促进形成了生态文明发展的中国范式，改造和提升着工业文明。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单一到全面的过程。20世纪后半叶，尊重自然多具有被动色彩，靠山吃山、有水快流，有的地方甚至为了“金山银山”而破坏“绿水青山”;单一、被动地治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进入21世纪，生态文明建设的层次和力度不断提升。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并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制度层面，提出“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把绿色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手段和评判标准。在实践中，提出了“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尊重和顺应自然的方针，明确了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路径。

　　可见，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涉及价值理念、目标导向、生产和消费方式等方面，是全方位的发展转型。工业文明的价值基础是功利主义，评判的尺度是效用，通行的法则是竞争，崇尚物竞天择;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基础源于古代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寻求生态公正，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工业文明追求利润、财富积累和效用最大化，导致GDP崇拜;而生态文明建设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环境可持续和社会繁荣。工业文明依赖化石能源;而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可持续的能源支撑。工业文明下实行“原料—生产过程—产品加废料”的线性生产模式;生态文明下实行“原料—生产过程—产品加原料”的循环经济模式。工业文明下盛行占有型、奢侈型的高消费;而生态文明倡导低碳、品质、健康的理性消费。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为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发展转型探索了方向和路径。中国已对联合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作出突出贡献，在低碳发展、减缓气候变化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事实上，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提出的行动方案，超越了工业文明范式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支柱格局，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5P愿景：以人为本(people)、尊重自然(planet)、经济繁荣(prosperity)、社会和谐(peace)、合作共赢(partnership)。其中，就包含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如果说工业文明是西方社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性创新，那么，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则是东方智慧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贡献。(作者为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